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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刻书:四川蜀刻本领一代风骚

  • 2017-10-11 来源:善本古籍浏览:42
【导读】:两宋时期,刻板印刷业迎来了黄金时代。开封、杭州、福建建阳相继成为印刷重镇,而四川始终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......

  两宋时期,刻板印刷业迎来了黄金时代。开封、杭州、福建建阳相继成为印刷重镇,而四川始终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。五千多卷的《大藏经》、一千卷的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和一千卷词章总集《文苑英华》,五百卷小说总集《太平广记》,是宋朝规模最宏大,影响极深远的巨着,四川就刻印了其中三部。

  《太平御览》 宋太宗开卷有益

  两宋时期,刻板印刷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。北宋的京都开封、浙江的杭州、福建的建阳也相继成为刻板印刷的重镇,而四川始终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。家刻、坊刻、官刻遍布全川。家刻,一般多指读书人和藏书家以个人或家庭的名义参与的刻板印书;坊刻即书铺经营的刻板印书。官刻,即官府或官员操办的刻板印书。

  宋初,成都承办了我国出版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官刻出版工作。开宝四年(971年),宋太祖赵匡胤诏令四川雕刻《大藏经》,又称《开宝藏》,共5048卷,刻版13万块,历时十三年,至太平兴国八年(983年)竣工,运往开封印刷。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佛经总集,此后历世所刊印《大藏经》多为宋蜀刻本的复版。宋朝中央政府还先后把蜀刻《大藏经》赠送给朝鲜、越南、日本等国,对亚洲雕版印刷和文化交流起有重要的作用。日本僧人奝(diao一声)然986年从中国带回《大藏经》以后,传到日本已两百多年的刻板印刷术,这时才真正流行起来。

  四川有不少官员所主持的官刻同中央政府主持的官刻一样,规模宏大。晁公武在为南宋四川转运使井度的《会解楞严经》作序时说:井度特别喜好搜罗古今图书,常以一半薪水用于收集书籍。“时巴蜀独不被兵,人闻多异本,”井度只要听说后,“必得而后已。历二十余年,所得甚丰。”井度主持校刻了《宋书》《魏书》《梁书》《南齐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和《陈书》。即历史上着名的《南北朝七史》,因在四川眉山刻印,又称《眉山七史》。靖康之变后,宋政府官藏的书板、图籍全被金人掠去。1143年,南宋政府在杭州重建国子监,诏令各地方政府收集经、史、子、集,以及书板。井度将《眉山七史》版片移送到南宋都城杭州,由国子监主持再版,世称“南宋监本”。井度还把所有的藏书赠给晁公武。晁公武得以撰写《郡斋读书志》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宋代私刻书目。

  四川官刻对后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,还有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蒲叔献,在庆元五年(1199年)刻印百科知识全书《太平御览》。这部在太平兴国二年(977年)下诏开修,到太平兴国八年(983年)完成的1000卷大书,宋人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说:《太平御览》成书后,宋太宗赵光义爱不释手,曾说:“此书千卷,朕欲一年读遍”,因而命人日进三卷,备“乙夜之览”。如“因事有缺,暇日追补之。”爱学习的宋太宗赵光义感叹道:“开卷有益,朕不以为劳也”。成语“开卷有益”由此而来。这次蒲叔献重新刻印的《太平御览》,质量上乘,被历代学者视为宋刻精品。

  东坡诗文 各路书商争相刻印

  四川的家刻有不少名人在我国出版史上名声显赫。成都人彭乘县就是北宋有名的藏书家、刻书家,有“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”之说。还有毋昭裔的子孙、成都辛氏、临邛韩醇、李叔仅、蒲江魏了翁也都是着名的刻书家。魏了翁是南宋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,在家乡蒲江任官时,筑鹤山书院,开门授徒,刻书教学,培养了不少治国人才。毋昭裔的孙子毋克勤不为己利,将所刻《文选》《初学记》《白氏六帖》献给宋王朝,以丰富宋政府的书库。

 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(1068年),成都吕大防出于对家乡的热爱,刻印了我国“历史地理文化”的开山之作《华阳国志》。南宋时,着名史学家李焘之子李坖(ji 四声)在临邛根据吕本再次校刻了《华阳国志》。后来,明清时诸多名流所刻的《华阳国志》均源自李坖刻本。

  四川的“广都(成都)费氏进修堂”、“裴宅”、“西蜀崔氏书舍”等坊刻也是声名远播,极具影响力。坊刻一般带有盈利目的,因而,其效率也很高。朱弁《曲洧(wei 三声)旧闻》说:“东坡诗文,落笔辄为人传诵……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,便自觉气索,人或谓之不韵”,聚会时很没面子。当苏轼、欧阳修这些文化明星每出一篇作品,各路书商抢着刻印,“不日传于都下,纸为之贵”。四川的坊刻,不仅刻印极为赚钱的民间读物,也热衷刻印经、史、子、集。南宋中叶,眉山的坊刻协调一致,在短时间内就刻印了政治历史类的汇编《册府元龟》1000卷。

  五千多卷的《大藏经》、一千卷的《太平御览》、一千卷的《册府元龟》和一千卷词章总集《文苑英华》,五百卷小说总集《太平广记》,是宋朝规模最宏大,影响极深远的巨着,四川就刻印了其中三部,对宋朝的文化盛世贡献最大。

  四川刻本 繁荣两宋文化科技

  宋政府倡导“以文治国”,造就了图书出版的繁荣。一般情况下,图书出版内容也不受任何管制。甚至有刻印诗词只为泄私愤。周密《癸辛杂识》别集记载:诗人方回因二婢女被豪客挟去,气不过,遂作二诗,将其刻印后,贴在大街小巷,以鸣心中不平。还有一些官员将公文刻印出售,赚取外快。王明清《玉照新志》记载:宋英宗(1064-1066年在位)时,有官员将讼案文书刻板印售。

  各种杂记、墓表也有市场。文莹《湘山野录》记载:欧阳修撰写“石介(曼卿)墓表”,请四川诗人苏舜钦抄写,邵餗(su 四声)刻板刊印,诗僧秘演以每篇五百钱价格出售。欧阳修责怪秘演说:“吾之文,反与庸人半千鬻(yu 四声,即”卖“之意)之,何无识之甚!”。欧阳修嫌秘演价格卖得太低了。好在秘演善于搞笑,逗得欧阳修一乐,此事才不了了之。

  一些落魄书生、失宠官员也以刻书糊口。魏泰《东轩笔录》记载:官场失意的穆修,晚年得柳宗元集,募工刻板,印了几百份,拿到京城书店出售。

  在四川,无论是家刻,还是坊刻大多热衷刻印唐宋文人的专集,不仅种类多,而且很有系统。《骆宾王》《李太白》《王摩诘》《孟浩然》《李长吉》《郑守愚》《孟东野》《元微之》……唐宋的文化名流被“一网打尽”,传至今日的各类复刻本也多达六十多种。可以说成都为保存、传承代表中国文化的唐宋诗词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  四川刻本印书业的繁荣,直接推动西蜀文化科学在宋代达到全新的高度。文学、艺术、经史、医学各领域,精英辈出。以苏轼为代表主张自由议论的蜀学、以参加编修《资治通鉴》的范祖禹和《续资治通鉴长篇》作者李焘为代表的史论家、以编着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的唐慎微和撰写《海药本草》的李珣为代表的医药学家,各领一代风骚。

来源:善本古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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